对刘顺军来说，近一个半月的寒假是个“漫长的噩梦”。因为放假就意味着“失业”。

　　在同乡眼里，刘顺军的职业很体面。作为教师，他本可以有着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两个带薪假期。但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的他，寒暑假期间得不到学校的任何工资和补助，“就像放羊一样，撒开手不管了”。

　　一个月前，校长对刘顺军和其他教师说，“该放假了，大家提前找点活儿干干，假期后再回来。”这样的“放羊预告”他已经听了4年。同事中，也有一些人在假期能拿到补助，三百到八百元不等，而拿到钱的，通常是资历比较老的。

　　近一段时期，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备受公众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一群体。作为专门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嘉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就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教师至关重要，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一直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

　　学校不和教师签合同，“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和刘顺军有类似遭遇的教师不在少数，他的同事中还有四人也选择寒假留在北京打零工，有的发传单，有的干促销。刘顺军说，除了做家教以外，他很难找到像样的兼职，而他这种非名校出身的教师，在补课市场上也没什么竞争力。

　　这天下午，刘顺军和朝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崔正全一起去找兼职。路上，崔正全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不过是一群以教书为业的特殊打工者，和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寒假期间除了像他们这样留京兼职的，选择回老家报考公立学校、准备自考寻找更好出路的也大有人在。

　　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八九年的崔正全说，他从未和学校签过劳动合同，却一直顶着学校“正式”教师的帽子，说白了就是“打黑工”，“校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韩嘉玲做过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调查显示，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几十名教师，没有一位与所在学校签订过劳动合同。韩嘉玲还发现，在这些学校，校方可以随意解雇教师，教师请病假要自掏工资请人代课，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就被学校扣工资。

　　马生杰目前在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学，他从事这一职业已经9年，其间换了3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还记得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应聘的情景。

　　2002年，学习幼师专业的马生杰从职高毕业。当时北京的幼儿园只招本市户口的教师，从山东来的他难在学校找到用武之地，便打起了散工，在西单送外卖，在批发市场送菜。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生杰看到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面赫然写着“招聘有经验的老师，户口不限”的字样。他立即就跑到了学校，看到的是矮矮的围墙，几乎要倒塌的平房，还有坑洼不平的操场，一刮风就黄土满天，下雨则泥泞不堪，“就是我们农村的学校也不至于破落成这样。”

　　“咱一个月工资多少？”马生杰向校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来定，有多有少，你先来上班吧。”听校长含糊其辞的语气，他也不好再问。

　　后来，马生杰明白过来，他和学校的劳动关系仅仅是口头之约，没有任何书面合同，而所谓“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则是在每月950元工资的基础上，由校长个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