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白卷”

　　是应试“战车”上的痛脚

　　洪镇涛：语文教育改革家，全国著名语文专家、首届武汉市“十大名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

　　事件是个非常规的个案，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当下，虽然从上到下高喊素质教育，新课改也提倡教学方法转变，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但从整个社会看，教育仍捆绑在应试教育的“战车”上，还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南京曾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2004年高考受挫后，不得不回头应试。分数，不仅成了学生的命根，也成了老师、学校的命根。这种大背景下，“叛逆生”显然不被学校、老师喜欢。“另类白卷”事件是应试教育“战车”上的痛脚。

　　如果作文是针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弊端谈看法，那没什么错。即便学生对教育体制和社会制度流露出不满，有些偏激思想，老师、学校也有义务担负起教育的责任。思想没改变，就不许进教室上课的“专制”处理显然欠妥，校领导表态欢迎回校也远远不够，并没尽到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责任。

　　造成现在的局面可能跟学生意气用事有关，但教育者该时刻反省：思想问题靠压制的方法能解决吗？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以关心孩子的前途发展为首任，能否把思想工作做细点，主动找孩子，先倾听再引导，循循善诱。再不听话的学生身上也一定有优点，要发现、肯定其优点，再客观指出不足，学生多少能理解。

　　希望李红豪也能冷静斟酌：对应试教育弊端发表感受无可非议，但因老师的不当言行愤然离校欠慎重。目前，高考仍是成长发展的最重要途径，不要意气用事。“韩寒式”的道路很窄，不是每个人都走得通。的确，有些少年作家凭天赋和想像力写出了一些作品，但缺乏丰富的生活阅历、厚实的文化底蕴，是没有后劲的。

　　5日晨报报道《一学生因考试作文“回家反思”》引起的关注热度不减。就这起事件中该谁反思，以及接下来双方该怎么办，一些高校知名教授、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记者向洁杨佳峰陈志鹏实习生向玉清

　　李红豪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尚重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副教授

　　可以说李红豪是应试教育的替罪羊，也是应试教育运行模式的打击对象，而这种模式又恰恰能剿灭创造型人才创新思维的萌芽。

　　作文该怎么写只是作文范围内的事，交白卷、跑题都是他的自由。学校没任何理由对一个学生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驱赶或讽刺，回家反省不符合教师法、教育法。

　　如果硬说李红豪有错，或许是违反了现在学校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即以升学率来定论教育。“另类白卷”本质上反映了应试教育和创新型教育的冲突和对立，李的行为恰恰戳痛了应试教育的痛处和敏感神经。

　　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所在，中国不能出大师级人物，就是因为注重应试的老师太多。华师一附中老师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他们也是应试教育的作品。

　　不要让孩子做“蒙住双眼的牛”胥青山：武汉大学教科院教授

　　当下教育制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是在扼杀人才。当下教学模式多是工厂化的批量生产，没有体现因材施教，全是一个模子，李显然不适应，在老师眼中便离经叛道。这种学生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像周海洋、韩寒都属于这个类型。

　　“偏才”“歪才”都是“才”，在学校都应有一片天地。李红豪这样有个性、另类的学生，应得到学校特殊培养，而不是叫他们回去反思，否则也是扼杀人才。

　　李红豪的批判精神是宝贵的，怀疑-批判-创新，本就是做学者的态度。教育者应看得更远些，应该去引导他，不要武断地说不对，一定要有人跟他对话，尤其是他崇拜、信服的人。不要让这样的孩子做一头“蒙住双眼的牛”，到处乱撞后，遍体鳞伤地倒下，是人才也会夭折。

　　李红豪的一些做法是重压下的反弹，家长和学校需帮助他释放压力，而不是打压。对这类事情的发生，社会也不要大惊小怪，要呵护这样的学生。如果李红豪执意离开学校，未必走不出来，也未必不能成才，韩寒就是个例子，不一定非要上大学才能成才。

　　潜意识“对抗”不是真心爱孩子涂艳国：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在这一事件上，各方的表现都显现一种潜意识的“对抗”。表面上看，学生的做法是一种叛逆，实际上是有个性的孩子和应试教育的一种对抗。这种叛逆，在有才气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更明显。而且现在高中生大都叛逆，加上学习压力大，借机逃避也有可能，若学生成绩平平，这种借机成分会更大，所以，学生离校也可能跟老师关系不大。但学校在改进教育措施上是有余地的，针对少数特殊学生要灵活，“反思”不要动辄请家长或让学生回家，师生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

　　潜意识的“对抗”不是真正地关心爱护孩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仍要面临高考，中间一年也耗进去了。虽说自学成才、摆脱体制内教育也能成才，但在目前教育体制下，韩寒是少数学生，人要获得好的发展，接受中学系统教育是最稳妥的办法。当事各方及社会各界对这种孩子应该是理解、宽容，甚至赏识，不要意气用事，不要说急话，这都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

　　授人鱼

　　还是授人渔

　　我们的教育体制，究竟是生产流水线产品，还是对少年进行精神抚育？

　　韩寒和李红豪们的退学年龄，正是临近成人时。处于叛逆中的他们，看到成人社会的复杂性，却没谙熟其中的“存在原因”，有冲动的想法很正常，将冲动的想法付诸实施也不算异常。

　　李红豪的母校责令其回家反思，不能完全解释为“被指责后的恼羞成怒”，其中也有“替其前途担忧”的成分，但是，面对这样的少年，学校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我们常埋怨本民族缺乏创造性，而创造性是从“否定”开始的。我相信当初的韩寒远没有今天的韩寒成熟，我也相信李红豪那篇惹祸作文中有不少偏执处，但这些年轻的偏执是该受到惩罚，还是保护和引导？韩寒是个例，李红豪也是个例，但李红豪式的内心叛逆不会是个例。教育者是否该有耐心和胸怀，去淘沥那些叛逆中的创造火花呢？正所谓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鱼不重要，重要的是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