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端端的教科书，却被突然更换。最近，海南和广东江门就发生了这种怪事。

　　这两地的教育部门不顾老师反对，违反教育部“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规定，顶风对学生教材大面积更换。媒体曝光后，教育部紧急叫停这种违规行为。

　　2001年开始，为打破“大一统”的教材垄断格局，我国开始推行教材多样化，目的是增加教材选用时的灵活性，激发教材质量提升。

　　然而一个现实是，好经又被念歪了。新华社质问，教材市场争夺战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到底有多大利益才会让决策者冒此风险？如果叫停之后没有后续调查，很难中止公众猜想和让公众信服，也无法还相关无辜者清白。

　　教材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

　　大规模更换教材的事不止一次发生。2009年，四川省教育厅曾擅自指定教材，引起多家出版社负责人集体“讨说法”。

　　部分地方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显示，教材出版发行已成为商业贿赂多发领域。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人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

　　北京一位资深教材出版人士坦言，仅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就高达300亿元。每换一次教材，都是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钱开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潜规则。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为把教材打进某市，一次拿出20多万元给当地教育部门，结果该地区教育部门领导，不顾教育部不许中途更换教材的指令，一个学期内就把一至九年级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换成了代理商推销的版本。”知情人士透露说。

　　“教材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的教材，部门或个人从中捞取好处。

　　一些中小学教师反映，个别教材出版商由于资金回笼困难，不愿或无力修订、完善教材，会使课改的初衷落空。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因为利益驱使指定教材，破坏了“优胜劣汰”和质量竞争法则，对于教材和教学质量也有消极影响，极其不负责任。

　　水很深 水很浑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增删书目”，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以指定版本或删减书目方式，实现对地方出版集团的保护，普遍的方式是强制“租型”。

　　所谓“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经过审核的教材定稿，制作成胶片，交给省级出版集团或总社的租型单位，由他们将胶片交给印刷厂印制，新华书店负责发行。整个链条，租型单位、印刷厂、新华书店大约分别拿走教材总价格的27%、42%和25%，剩给原创出版社的只有3%左右。

　　“假设一本教材定价10块钱，原创出版社仅剩3毛钱毛利润，根本不够支付教材维护、修订、培训费用。”北京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说。

　　一些业内人士说，部分地方强行规定外省市教材进入“领地”必须同意“租型”，否则不列入或撤下本省《教学用书目录》，或直接调换为接受租型的出版社教材。

　　一些出版社则以市场份额要占到50%左右作为“租型”合作的条件，而地方出版集团也往往以提供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培训费的名义作为回报，从而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一位知名出版商用“水很深”、“水很浑”来形容当前的教材市场。

　　600亿的蛋糕不能成为钱权交易的温床

　　目前我国有2亿多中小学生，教材加教辅每年的总花销至少要600亿元。有媒体认为，要分这块“蛋糕”的前提是保证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不能让它成为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的温床。

　　熊丙奇说，要切断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之间的利益输送通道，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充分尊重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及积极性。

　　“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选用办法没有对违规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做出实质性规定，也缺少有效监督问责。”周安平说，现有选用教材的规则亟待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应加强、细化监督和问责条款。综合新华社、央视报道